一、引言 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曾经遍布东亚各国，并对东亚各国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形成以汉字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其中，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文化一脉相承，在近两千年的悠久岁月里，汉字是维系韩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工具，对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朝鲜半岛南北分治以后，韩国受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韩国知识分子接受并鼓吹“表音文字优越性”“汉字落后论”等言论，韩国部分学者主张所谓“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等观点，新生代的韩国民众提倡国粹主义，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并把使用表音文字与爱国划上等号。加之韩国政府及少数决策者采用政治手段强行去除汉字，因此汉字在时代的大潮中被人为地逐出韩国语言文字历史舞台。这给韩国语言文字生活带来混乱，阻断了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同时也给以汉字为纽带的“汉字文化圈”国家带来冲击，影响着东亚一体化进程。 学界对韩国语言文字的介绍与研究可谓详尽。国内，学者们探讨了朝鲜半岛南北分治以来汉字的使用情况，汉字教育在南北朝鲜的发展、地位、产生的影响及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汉字教育教学、HSK汉字词汇教育、中韩汉字字典编纂以及简化字方案等。国外，关于汉字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领域划分更为细致。具体可分为：一是关于各级教育机构汉字教育研究；二是关于教育用基础汉字的研究；三是关于“汉字文化圈”汉字教育的研究；四是关于国语教育与汉字教育的研究；五是关于汉字汉文专业教育课程研究。但是对汉字问题产生的原因，政策的制定、实施等方面的内容笔墨不足。关于韩国汉字政策的研究较为细致，国内外学者按照时代的变化，全面梳理了韩国语言文字的历史演进。学者崔溶奇（2001）介绍了韩国从开化时期到日本占领时期的语言文字政策。闵贤植，金镕焕（2009）系统梳理从美军政权一直到李明博政府时期韩国汉字政策。安秉禧（2006），李敦錫（2010）以及尹汝卓（2013）全面总结了韩国近代以来语言政策，其中涉及了相关汉字政策的历史演进以及语言政策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清晰地呈现了韩国相关汉字语言政策的全貌，但是现有研究大都将汉字政策作为单纯的语言现象而论，或者就文字本身的变化而就事论事，鲜有涉及语言文字的变化与时代、社会文化间相互关系。 △ 1950年代的汉城街头 二、本论 纵观韩国语言文字发展史，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时期：借用汉字时期、“谚文”与汉字并用时期、混合文体时期、纯拼音文字时期。诚然，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并非绝对的，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汉字在韩国书面语中的席位日趋减少。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汉字慢慢退出韩国语言文字历史舞台呢?以下我们分时期进行整理。 （一）借用汉字时期 关于汉字传入韩鲜半岛的时间，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基本可以确定为纪元前之事。朝鲜人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大致始于公元2至3世纪。公元4世纪始，高句丽设立太学，传授儒学，诏儒学博士用汉字撰写高句丽国史。同时，汉字书写的佛经此时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其后百济、新罗仿照唐朝的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取士，贵家子弟习汉文，研汉籍。 公元7世纪左右，汉字在当时朝鲜半岛已得到广泛使用。然而，汉文和朝鲜民族固有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很难把汉字及汉文应用于日常生活，不能灵活准确地表达朝鲜民族所特有的思想、感情。因此，从朝鲜三国时期初期开始创制了借用汉字的语音或意义来标记本民族语言的方法，并且用这样的方法来标记固有词语、记载文章。这种文体被称为“吏读”，“吏读”就是用汉字来记录朝鲜语的一种文字标记形式。但是“吏读”未能得到广泛传播，因为它虽然全部使用汉字来记录朝鲜语，但是写出的却不是汉文，而且在记录手段上也没有统一的规则，操作不便。由于“吏读”晦涩难懂使用不便，未能普遍推广，最终，在公元10世纪高丽时期被淘汰。当时的诗歌、小说都是用汉文写成，直接使用汉字成为士大夫的一种风气，汉文在当时是朝鲜半岛的正式书面文字。 借用汉字时期，汉字在韩鲜半岛的传播与使用呈现多领域的介入。比如汉诗、太学、儒学、佛经、科举制度、汉字书籍文献，等等，特别是朝鲜统治阶层的使用，加快了汉字的传播，也加深了汉字在朝鲜半岛的文化渗透能力。朝鲜半岛借用汉字的历史说明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华文化的高度文明以及文化的优越性在朝鲜半岛彰显得淋漓尽致。第二，此时朝鲜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缓慢，没有形成完整的语言文字记录系统，汉字是朝鲜民族官方的书写系统，在朝鲜民族的语言生活中呈现主导地位。 △ 《三国史记》，高丽王朝金富轼于 1145 年奉命编纂，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纪传体官修正史，记载新罗、百济、高句丽历史，体例效仿中国《史记》。 （二）“谚文”与汉字并用时期 一直以来，朝鲜半岛的口头语使用韩鲜固有的民族语言，书面语却一直使用汉字。这导致朝鲜半岛“言文不一致”现象的出现。李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