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6日下午，北京新华印刷厂。 车间里机器轰鸣，铅字味呛人。一个穿着灰布上衣的中年男人正低头校样，满手油墨。突然，广播里开始滚动播报九大中央委员会名单。念到一个名字的时候，旁边的年轻工人停下手里的活儿，瞪大了眼睛。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谭启龙。” 车间里安静了一两秒。然后有人低声冒出一句：“不会就是咱们厂里那个老谭吧？” 另一个工人放下铅字，语速很快：“还能有第二个？真是他！” 一个在印刷厂“蹲点”劳动的老同志，突然成了中央候补委员。这事本身就够蹊跷的。但更蹊跷的还在后头。 消息传出去之后，四个省份几乎同时动了心思。山东、河南、福建、山西，都想要这个人。 其中最积极的，是山东的杨得志和福建的韩先楚。两位都是开国上将，都手握大军区，都急得不行。 但最后拍板的不是他们。是周恩来。 周恩来把四个地方的意见排了排，说了一句话：“先紧着韩先楚吧。” 为什么是韩先楚？为什么不是杨得志？ 这个问题，得从谭启龙这个人到底“值钱”在哪说起。 一个“不该”出现在印刷厂的人 谭启龙是江西永新人，1913年生，放牛娃出身。十岁前后父母双亡，给人家放牛、砍柴、扛棺材，什么苦活都干过。1927年起义队伍到永新，他闯进团支部会议室，喊了一句“我要跟你们干”。 1933年，二十岁的谭启龙在瑞金参加工农武装团体会议。毛泽东跟他聊了几句，得知他是永新人，笑着说“咱们算半个老乡”。这个“放牛娃”的印象，毛泽东记了几十年。 但谭启龙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不在于他跟毛泽东的这段缘分。在于他后来干的事。 解放战争时期，他是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兵团政委，不是只管做思想工作的。他得协调部队内部关系，得配合接管城市，得安置群众。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个岗位干下来，他对“怎么把一个地方管起来”这件事，有了别人没有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从军队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地方。谭启龙被调去浙江，当了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后来当了省委书记。1954年，他被紧急调到山东，主持山东分局工作。陈毅通知他的时候，话说得很急，让他立刻放下浙江的事务赶赴济南。 山东那几年，谭启龙干了一件很“笨”但很管用的事。他不看统计报表，专问基层干部：水从哪来？种子够不够？农民愿不愿意配合？有人汇报工作把成绩说得很满，他不表态，只追问一句：“灾年怎么办？歉收的地方怎么办？” 到1956年，山东粮食总产量达到274.5亿斤，棉花总产量也创了新高。毛泽东专门写信表扬过。 一个能带兵、能管地方、还能把粮食产量干上去的人。这种人，在1970年那个节骨眼上，是稀缺品。 但就是这样一个稀缺品，1967年被从山东省委书记的位子上拉了下来。办公室锁了，专车收了，警卫撤了，人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旁边的旧平房里，每天跟油墨纸屑打交道。 那段日子最难熬的不是条件差。是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有人在背后嘀咕：“湖南那位老首长，怕是早忘了放牛娃吧。”谭启龙听见了，只皱眉，不说话。 四个省抢一个人，到底在抢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