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停在柳河镇正街的“福来饭店”门口时，天已经擦黑。 王玉华没有熄火，双手攥着方向盘，指节泛白。 她的目光穿过前挡风玻璃，死死钉在饭店门口那个穿灰夹克的男人身上。 过了好一会儿，她伸手拔下车钥匙，从兜里掏出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一百五十块钱，塞进我手里。 “兄弟，车钱我不要了，你能帮我个忙吗？”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说不清的颤抖。 我没说话，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饭店门口那个男人正在跟人递烟，侧身低头点火时，露出一张我再熟悉不过的脸。 半年前，我在长贵五金行门口蹲了整整三天，等的就是他。 我捏着那张钱，忽然改变了主意。 01 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 我赶到县客运站的时候，售票窗口已经关了，去柳河镇的末班车三点四十发车，我迟了二十分钟。 站前广场上稀稀拉拉停着几辆私家车，一个秃顶男人靠在车门上冲我招手：“兄弟，柳河镇的，走不走？”我问多少钱，他说两百。 我扭头就走。 两百块，来回四百，货款还没要到手先搭进去四百。 我站在出站口点了根烟，天灰蒙蒙的，北风刮得人脸疼。 手机响了，是我媳妇。 “到柳河镇了没有？”她的声音隔着话筒传过来，带着一股子寒冬腊月的气息 “没赶上末班车。”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李超，那钱都拖半年了。咱家进货的款子还压在人家手里，你倒好，连个车都赶不上。”我没接话。 她说得没错，我理亏。 长贵五金行那笔货款，三万两千块，去年七月结了一批货，说好月底结账，结果一直拖到现在。 我去过两次，第一次店里人说老板不在。 第二次店门上贴着“暂停营业”。 电话打到店里，接电话的人推三阻四，说老板去外地了，让我过阵子再来。 后来我托人找了个律师，发了一封调解函过去，石沉大海。 这次听说许长贵回了柳河镇，我连夜买了票赶过来，结果还是扑了个空。 正想着怎么回媳妇的话，一辆旧面包车悄无声息停在我面前。 车窗摇下来一半，露出一张中年女人的脸。 齐耳短发，眉眼干净利落，眼角有细细的纹路。 “ 去柳河镇？ ”她问。 我打量了一眼那辆面包车，车漆是灰白色的，好几处划痕，但玻璃擦得亮堂堂，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个旧书包。 “多少钱？” “一百五。到镇口。”比秃顶男人便宜五十。 我没急着上车，多问了一句：“你跑这条线的？”她没回答，从车窗里递出一本驾驶证。 “ 王玉华，柳河镇人。 ”照片上的她比现在年轻几岁，眉眼没什么变化。 我掏出手机拍了驾驶证和车牌号，发给我媳妇。 隔着车窗我能看见她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没说什么。 我把车牌号发过去后补了一条消息：到了给你打电话。 车里比外面暖和。 座椅套是后配的，洗得发白，但很干净。 仪表台上放着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还有一包拆了口的纸巾。 王玉华上车后先调整了一下后视镜，然后挂挡起步，动作老练利落。 “这么晚还跑车？”我没话找话。 她瞥了一眼后视镜，说：“白天有点事耽搁了，不然早回去了。”车拐上出城的大道，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我靠着座椅闭目养神，心里盘算着明天怎么跟许长贵开口。 三万二，不是小数目。 我手里压着一批货等着周转，再拖下去，下个月进货的钱都该凑不齐了。 媳妇说得对，这钱要不着，日子就不好过了。 面包车驶出城区，上了省道。 路面坑洼不平，车身颠得咯咯响。 王玉华开得不快，稳稳握着方向盘。 行到一处岔路口时，她没有直行，忽然打了方向盘拐上一条辅道。 “怎么不走主路？”我睁眼问道。 “ 前面路口有运管的执勤车。 ”她的语气很平静，“ 拼车被查到要罚一万。 ”我愣了一下，没再说话。 她这条路走得很熟，七拐八拐绕过两个村子，又汇上主道。 经过一个村口小卖部时，她停了车，按了两下喇叭。 小卖部门口亮着一盏昏黄的灯，一个老太太拎着两箱牛奶走出来，王玉华下车帮忙搬进后备箱，又从兜里掏出一张十块的票子递过去。 老太太接过去时随口说了一句：“姑娘，你家老许那个店里的账补上了没有？”王玉华脚步顿了一下，含糊应了一声，拉开驾驶座的门上了车。 “你家人也是做买卖的？”我随口问。 “开了个五金铺子，小本生意。”她说着发动了车，没接话。 我靠在座椅上，眯眼看窗外。心里的念头转了一圈，又歇了。 02 过了那个村口，路就不好走了。 省道坑洼多，对向来车开着远光灯，一晃一晃的，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王玉华放慢车速，紧贴着右侧路沿走。 我注意到她的坐姿，身子前倾，目光全落在路面上，两只手稳稳把住方向盘，偶尔抬眼看一眼后视镜，又迅速收回视线。 这个女人开车，有股子说不出的谨慎劲儿。 “这条路你常跑？”我靠着座椅问。 “这两个月跑得多一些。”她说。 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 行到一个路口，前方有警灯闪烁。 王玉华忽然收油减速，向右拐上一条河堤路。 那条路窄，只够一辆车过，两边是枯黄的杨树和结了薄冰的渠沟。 “这边也能到柳河镇？”我问她。 “绕几里地。”她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这条道运管查得松。”面包车在河堤上颠颠簸簸地走了十几分钟，重新拐上柏油